1967年，安徽合肥，宋佩璋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进入安徽。此时的省城秩序混乱，机关、工厂、学校都受到冲击。对这位军队政委来说，摆在面前的不是一场普通调动，而是一项极其棘手的政治任务。 宋佩璋出生于河北临城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8年参加八路军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，做过基层政治工作，也参与过地方武装的组织、宣传和整顿。 那时的政治干部，既要做思想动员，也要管后勤、抓纪律。部队转移频繁，情况复杂，很多工作没有现成章法，只能边干边摸索。宋佩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积累了经验。 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79师政治部主任，主要负责部队政治工作。攻城作战之后，他还要协助恢复秩序、安置伤员、整顿队伍，保证部队能够继续执行任务。 1951年，宋佩璋随部队入朝作战，仍在第179师负责政治工作。前线条件艰苦，阵地宣传、战士动员、伤员救治和物资分配，都关系到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。战事结束后，他升任师政治委员。 回国以后，他先后在第60军、第12军任职。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，1960年晋升大校。相比战场上的功绩，他后来在安徽的经历，更使这个名字进入了新中国地方政治史的视野。 1967年，第12军承担支左任务，宋佩璋以政委身份进驻安徽。部队到达后，并没有立即改变地方行政架构，而是先协助恢复社会秩序，保障交通、生产和机关基本运转。 “先把事情稳住，不能再让群众互相冲撞。”这类要求，成为当时工作的实际重点。宋佩璋主张依照中央政策处理不同意见，尽量避免因立场不同而扩大冲突。 1968年4月，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，宋佩璋任第二副主任。1969年11月起，他参与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工作。到1971年1月，他正式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，开始更直接地参与全省事务。 安徽地形复杂，皖南山区、淮河流域和江淮之间的发展条件差异很大。宋佩璋任内关注公路、水利和农业生产，推动部分山区道路建设，扩建水利设施，改善灌溉条件。对许多村庄来说，公路能否通车，直接决定粮食和农资能否运进运出。 他处理基层事务时，习惯到现场了解情况。干部汇报是一回事，亲自看路、看水库、看农田又是另一回事。有基层干部送茶叶表示心意，他按价付款，再把茶叶分给身边工作人员。这件小事后来被人提起，说明他对公私界限看得较重。 1971年3月，宋佩璋赴北京开会，曾拜访老战友李德生。李德生提醒身边工作人员，处理地方事务要反应快、情况准、反馈及时。宋佩璋多年形成的工作方式较为稳重，这种风格在局面动荡时有其作用，也可能显得不够灵活。 1975年5月，宋佩璋接替李德生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，兼顾地方党政工作与军队事务。此时安徽需要恢复生产，也需要处理此前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。 转折出现在1976年10月以后。全国开始开展揭批查运动，各地按照中央部署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问题进行清理和处理。安徽在如何对待相关人员、采用何种方式推进工作上，出现了与中央要求不完全一致的情况。 宋佩璋担心处理过急会造成新的对立，因此对扩大打击面持谨慎态度。他认为，安徽情况复杂，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办法。这个判断是否稳妥，后来成为评价他任职经历时绕不开的争议。 1977年6月，中央决定调整安徽领导班子，宋佩璋离开安徽，赴北京参加学习班。万里随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，并着手推动全省进一步开展揭批查工作。 此后数年，宋佩璋主要接受审查、听取有关报告，并提供材料。1984年2月，中央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，安排为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。这个职务保留了一定待遇和工作身份，但已不再承担实际领导权。 晚年，他居住在南京干休所，生活趋于平静。1988年，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1989年12月，宋佩璋在南京病逝，终年70岁。 特别